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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饮茶方式
作者:农历小编 来源自:农历网 时间:2017-09-04

饮茶

  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,以人数分,有独饮、对饮、品饮、聚饮。古人云:“一人得神,二人得趣,三人得味,七八人则为施茶。”其实聚饮亦很有趣,主要有茶宴、茶会、茶话会等方式。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、分茶游戏。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、茶室、茶馆。

  一、独饮·对饮·品饮·聚饮

  独饮、对饮、品饮、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。杯茶独酌,慰孤独,益神思,得茶之神韵。寒夜与友对饮,促膝相谈,可得茶之趣。“茶三酒四”,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,可领略茶之美味。

  多人聚饮,办茶会、茶宴,以茶会友,亦可止渴、小憩、开展社交、获取信息,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“公关饮料”。

  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,有独饮、对饮、品饮和聚饮几种。

  独饮是何滋味?李白《月下独酌》写道:

  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

  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

  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。

  暂伴月将影,行乐须及春。

  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

  醒时同交欢,醉后各分散。

  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。

  酒未能使有“醉仙”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,反刺激得发狂,竟为幻觉所驱使,与月与影对饮,且歌且舞。这便是酒道,酒是躁狂之物,能使人迷幻,失去常态。李白若是以茶代酒,月下独饮,会如此么?这决不会的。

  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云:

  日高丈五睡正浓,军将打门惊周公。

  口云谏议送书信,白绢斜封三道印。

  开缄宛见谏议面,手阅月团三百片。

  闻道新年入山里,蛰虫惊动春风起。

  天子须尝阳羡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。

  仁风暗结珠蓓蕾,先春抽出黄金芽。

  摘鲜焙芳旋封裹,至精至好且不奢。

  至尊之余合王公,何事便到山人家。

  柴门反关无俗客,纱帽笼头自煎吃。

  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。

  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;

  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。

  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;

  五碗肌骨轻,六碗通仙灵;

  七碗吃不得,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。

  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、圆形、鸟形、掌形,还有薄片形,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,月芽薄片形。阳羡茶是唐代名茶,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。阳羡即今之宜兴,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。

  《走笔》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,若要办茶诗大奖赛,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。全诗31句,行文自然洒脱,一气呵成,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。诗人睡梦正酣,见茶至而兴奋不已,感激不已。茶中自有一份真情,见茶如见朋友面。

  茶非平常物事,乃是感情的载体。茶中有王道:“天子须尝阳羡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”,这王道又很霸道。但罪不在茶,茶是雅物。诗人反关上门,煎茶独饮,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,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,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:一碗润了喉,二碗提了神,三碗来了文思,四碗宽了心胸,五碗轻了肌骨,六碗只觉手眼神通,七碗竟飘飘欲仙……。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,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:提神醒脑、启迪心智、致清导和……其快感竟如登仙境。这便是茶中之道。茶使卢仝宁静淡泊、超凡脱俗,神游仙境;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,罗曼谛克,醉入幻境。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,“以茶代酒”、“饮茶解酲”是茶道的胜利,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。

  张源于1595年前后著的《茶录》叙饮茶体会和心得,顾大曲序说:其隐于山谷间,无所事事,日习诵诸子百家言。每博览之暇,汲泉煮茗,以自愉快,无间寒暑,历三十年,疲精殚思,不究茶之指归不已。这位“隐士”无所事事,深山苦读,若不是以“独饮自娱”,他能坚持30年么?恐怕不能。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、以茶为伴,“琴棋书画”后应添一字:“茶”。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,历千余年之久,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。

  陆游的《夜汲井水煮茶》、杨万里《舟泊吴江》,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,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。

  月下窗前,独自品茗,慰孤独,益神思,可得茶之神韵,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。心有所得,总想说道说道,说给月听?说给影听?那要饮酒,饮得酩酊大醉,以便恍兮惚兮,进入虚幻,生发狂想。茶却是“现实主义”饮料,越喝越清醒,虚与实,阴与阳,一清二楚,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。

  若是严寒的冬夜,拥炉独饮,虽可领悟茶之神韵,但终究有些冷清。此刻,有故人不期而至,不由喜出望外,然后促膝而坐,共同煮水煎茗,室外大雪纷飞,屋内炉火跳跃,釜中茶汤鼓浪,白气袅袅,香味四溢,此情可入诗,此景可入画。宋代诗人杜来的《寒夜》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。原诗是:

  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
  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
  作者把“寒夜茶”和“窗前月”、“雪中梅”视为同等的雅事。寒夜与友共饮佳茗,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《岕茶笺》中提出的“茶宜”之“无事”、“佳客”、“幽坐”、“吟诗”、“精舍”、“会心”、“赏鉴”等项。若仅为止渴而饮,便没了情趣。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,怡养从容雅致、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。

  三人为众,三人一块饮茶正合“品”字之义。“品”字字形是三个“口”字组成的,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。独饮太清冷,对饮虽有情趣,二人促膝相谈,如同唱二人转,不是你说就是我唱,没个喘息时刻,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,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,不会戛然中断,相对而言,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,那茶自然就更有味! 

  多人聚饮(指三人以上)又是另一番景象,如茶宴、茶会、茶馆、茶摊。特别是茶馆,南来的,北往的,达官贵人,贩夫走卒,张王李赵,五方杂处,茶人为解渴而来,又解渴而去,似无茶道之可言!但较之闹市通衢,较之商店市场,较之餐馆酒家,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三五知己共一茶桌,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,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。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,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,约一二良友,叫上一壶好茶,边饮边聊,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,神经顿时轻松,觉得十分惬意。人虽多,但各人头上一方天,谁不妨碍谁。若是饮酒,划拳行令,噪声聒耳,一旦醉酒失态,发难斗殴,不仅妨碍公共秩序,也有损个人健康。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,聚众饮酒不可,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。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、对饮、品饮,但因茶德高尚,是文明饮料,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。

  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。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,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,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。行茶仪式是:喇嘛排列成行,披法衣静坐,神态庄严,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,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,此茶已碾碎,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;待茶熬煮得香浓时,由年轻僧人酌茶,并分施给众僧;施主拜伏在地,大唱赞美歌;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,并一同用茶。礼成。

  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,共8000杯,费银50两。此事见于咸丰二年(1852)葡萄牙教士忽克所著《中国西藏旅行记》。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·鲍尔写的《西藏人民》一书。

  清末西藏喇嘛教大型茶会至少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:一是4000人一同饮茶,二是茶釜巨大。

  古人认为饮茶是一人得神、二人得趣、三人得味、七八人是施茶。前三句正确,最后一句有失公允,应改为“多人得利”,得些啥利呢?一利止渴,二利小憩,三利社交,四利获取信息。当今政界、商界、实业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聚饮,茶是当今社会的“公关饮料”。就是今之文人生活在今之信息时代,要作文就必须进入公众社会,聚饮是了解当今社会芸芸众生现状的好场所,若一味效古人“月下独饮”,纵饮得飘飘欲仙,亦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,与时代隔膜便干涸了创作源泉,便无文可作了。

  二、点送茶·分茶·斗茶

 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,茶道向民间性、娱乐性发展。点送茶是民间茶俗,分茶、斗茶是茶艺游戏。较之唐代,宋代茶事更多文化内涵。就古代茶事而言,唐代讲俭朴,明代务实,惟宋代花哨。宋人吴自牧著《梦梁录》卷十六《茶肆》中说:巷陌街坊,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,或朔望日,如遇吉凶二事,点送邻里茶水,请其往来传语。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,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,乞觅钱物,谓之“龊茶”。僧道头陀欲行题注,先以茶水沿门点送,以为进身之阶。这段文字记叙了南宋时代都城临安(杭州)的民间茶俗。文中讲了三种情况:一种是提茶瓶者。茶瓶是宋代盛茶用具,蔡襄《茶录》云:瓶,要小者,易候汤;又点茶、注汤有准,黄金为上,人间以银、铁或瓷、石为之。茶瓶有嘴有柄,较之唐代的鍑和碗进了一步。点茶就是往茶汤里冲入开水,同时用“茶筅”、“击拂”,即用竹刷子搅动浓稠的茶汤,要求汤面泛花而茶盏边壁不留水痕。提着茶瓶穿梭在巷陌街坊大概送的是点好了的茶,而不是开水,因为宋人是煎水不煎茶,水烧至“连珠”便要投入茶末,再烧一会儿,至“鼓浪”时即成“茶膏”,然后注入开水,即可饮用。提茶瓶者沿门施茶,让街坊邻里无须自己操劳,便可马上享受品茗之趣。在宋代烹茶并不那么容易,有茶有水还得有闲,才可能耐着性操作茶事。沿门送茶这风俗很美,丰富了社区文化,定会受到市民们的欢迎,就如同今之市民欢迎快餐食品一般。提茶瓶是七十二行中之一行,职业侍茶人,是否无偿服务?无从考证。

  提茶瓶者沿门点送茶在“朔望日”显得最为重要,朔日是农历每月初一,望日是农历每月十五,是早晚三炷香祭祀家神的日子,茶在西周时代曾作祭祀品,南宋临安的百姓们或许以茶代酒,是否古风犹存?待考。提茶瓶者点送茶遇上本街婚丧之事还起着“往来传语”作用,北宋孟元老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《民俗》载:更有提茶瓶之人,每日邻里,互相支茶,相问动静,凡百吉凶之家,人皆盈门。

  邓之诚的注解云: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。寻常月旦望,每日与人传语往还,或许集人情分子。看来提茶瓶者利用点送茶之机,在本社区内传递信息,如某家老人去世,某家少壮夭折,某家嫁女,某家娶媳,某家做寿,某家乔迁……这些社区大事全靠提茶瓶人“传语往还”,有时还当“分子头”,歙钱集体送礼。提茶瓶者点送茶不仅给千家万户送了茶,还送去茶之精神:致清导和。于联络感情、和衷共济大有裨益。

  上面所提到的东京,即今之开封,时为北宋都城。说明提茶瓶点送茶早在北宋就已有之。

  点送茶另一方式是“龊茶”,送茶人是“街司衙兵百司人”,身份不高贵,但比寻常百姓是楼上铺晒席——高出一篾片。就因为有那么小小一点权势,他们便可借点送茶之机,敲街市商贾的竹杠。和尚道士也点送茶,以广结善缘,沽名钓誉,并借机张罗“生意”(为人办法事),以此作进身之阶。

  在南宋大酒楼还有另一种点送茶。食客登楼就座,便有跑堂的“提瓶献茗”,待以上礼,别具一格的是盏中加入时令鲜花,以增茶香,称之为“点花茶”。

  点送茶是茶道与民俗的结合,颇富民间色彩。宋代文人雅士、达官贵人、浮浪子弟一方面继承唐代的品饮艺术,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唐代茶道基本精神,将饮茶变成了玩茶,分茶、斗茶便是他们百无聊赖的创造。

  分茶游戏始于北宋末年,蔡京著《延福宫曲宴记》记述了一件事:北宋宣和二年(1120)十二月癸巳,徽宗皇帝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,宴会之上徽宗露了一手:令近侍取茶具,亲自煮水煎茶,注汤击拂,其手法妙在不同于一般点茶,盏面乳白色,幻化出“疏星朗月”图象。

  这便是古怪刁钻的分茶游戏。要求击拂后盏面的汤纹水脉的线条、多彩的茶汤色调、富变化的袅袅热气,经茶人臆想,组合成一幅幅朦胧画面,状若山水云雾,状若花鸟虫鱼,状若林荫草舍……称之为“水丹青”。据说僧人福全最擅此道,他甚至能将茶汤幻成一句诗,若同时点四盏,便得四句诗,并连贯成一首绝句。这位分茶能手颇有名气,常有施主请求他表演,以一饱眼福。福全骄矜自咏道:生成盏里水丹青,巧尽工夫学不成,却笑当时陆鸿渐,煎茶赢得好名声。这位僧人自视甚高,竟不把茶神陆羽往眼里瞧。社会风气如此,也难怪这位和尚自吹自擂。

  宋代诗人咏分茶游戏的诗句有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:“矮低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”,杨万里的《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》写的最生动传神,诗曰:

  分茶何似煎茶好,煎茶不似分茶巧。

  蒸水老禅弄泉声,隆兴元春新玉爪。

  二者相遭兔瓯面,怪怪奇奇真善幻。

  纷如擘絮行太空,影落寒江能万变。

  银瓶首下仍尻高,注汤作字势嫖姚。

  宋人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煮水、击拂,而将茶事升华为一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,从茶事中“分”出一个未载入艺术史册的艺术门类。显上人就是当时颇有造诣的“分茶艺术家”,巧手击拂,竟在盏面形成这样的画面:高天行云,飘飘浮浮,游离不定;万木萧索,江影幻变,不可捉摸。倾瓶点茶,线条潇洒,盏面又如现狂草,字体雄健遒劲。我们姑且称之为“分茶画”,有如今之抽象画,却昙花一现;有如今之朦胧诗,却无法印成铅字。宋人游戏人生并不足取,但他们对艺术的灵性令人佩服。或许他们缺乏唐代艺术家的大气派,但丰富的想象力及细腻的艺术感觉并不逊于前人。

  分茶或许过于雅奥,在宋代并不普及。蔚为全社会风尚的是斗茶。

  斗茶又叫“茗战”、“点茶”、“点试”,是茶事中的“兢技项目”。主要比赛煎茶、点茶和击拂之后的效果:一比茶汤表面的色泽与均匀程度。汤花面以鲜白为上,象白米粥冷凝成块后表面的形态和色泽为佳,称之为“冷粥面”。茶末在茶汤面分布均匀,形成“粥面粟纹”;二比汤花与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。汤花紧贴盏壁而散退叫“咬盏”,不佳;汤在散退后在盏壁留下水痕的叫“云脚涣乱”,亦不佳。两条标准以第二条为最重要。比赛规则一般是三局二胜,谁水痕先出现便叫输了“一水”。苏东坡有诗云:“沙溪北苑强分别,水脚一线谁争先。”另有附加标准,是比较茶汤的色、香、味。色尚纯白、青白、灰白、黄白次之。为了便于较色,茶盏流行色以黑为佳,普遍使用的是黑色兔毫建盏。

  描写斗茶的诗作如北宋晁冲之的“争新斗试夸击拂,风俗移人可深痛”,一方面慨叹世风日下,一方面又欲罢不能而随波逐流,在《陆元钧宰寄日注茶》写道:“老夫病渴手自煎,嗜好悠悠亦从众。”大文豪苏东坡倒乐此不疲,《西江月》一词吟道:“龙焙今年绝品。谷帘自古珍泉,雪芽双井散神仙,苗裔来从北苑。汤发云腴酽白,盏浮花乳轻圆,人间谁敢更争妍,斗取红窗粉面。”经苏东坡这么一美化,斗茶倒成颇有诗意的雅事。

  斗茶源于前朝,兴于宋代,究其原因:一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达,丰裕的物质生活刺激了人们对茶艺的进一步探索,于是茶道社会化、大众化,并成为一门娱乐艺术。斗茶传入日本,日本僧人去其游戏人生的一面,赋予庄重严肃的主题。重新设计近乎罗嗦的程序,从而改造成今之日本茶道。在本书前面已论及。再者,宋代政治不重开放,而重“内修”,治国的重心着眼于国门内之事。虽有外患内乱,大部分时间是“太平年月”。经济繁荣、社会安定,安而忘危,连皇帝宋徽宗也有闲心著《大观茶论》,以品茶为乐,何况一般庶民百姓?所以,当时上至帝王将相、达官显贵、文人雅士,下至浮浪歌儿、市井小民,无不以斗茶为能事。

  点送茶、分茶、斗茶在宋代兴盛,风光了二、三百年。宋亡于元,蒙古族入主中原,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虽未能取代中原的农业文化,但已如洪水猛兽在中原大地冲击扫荡一番。蒙古人也要饮茶,但那因为吃了牛羊肉片,要用熬煮得发苦的茶汁化食去腥膻,并不解茶道,对斗茶之类的游戏更不感冒。皇帝忽必烈不欣赏,茶道自然遭到冷落。到明朝烹茶由煎茶变成冲茶,斗茶之类游戏随之消逝。

  三、茶宴·茶话·茶会

  以上三者皆由“煎茶待客”演化而成的聚饮方式。茶宴源于魏晋,兴于唐代,重在宴请;茶话是品茗清谈,重在一个“谈”字,或叫“闲聊”;茶会是以茶聚会,重在社交;茶话会是后二者的结合,今已风行全国,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。

  茶之一德是可联络感情,表达敬意,久而久之,这一品质演化为煎茶待客的习俗。

  据传,宋神宗初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,光临某寺,老和尚不认识,冷淡地说声“坐”,吩咐小和尚一句“茶”;寒暄几句,见来人气度不凡,热情起来,招待升格,改口说声“请坐”,吩咐小和尚“敬茶”;苏东坡道明身份,老和尚热情加倍,招待再升格,忙说“请上坐”,吩咐小和尚“敬香茶”。临别时老和尚索取墨宝,苏东坡借汤下面挥联讥之,联曰:坐,请坐,请上坐;茶,敬茶,敬香茶。苏东坡将老和尚大大奚落一番,并留下这千古名联。说句公道话,老和尚于礼节上并无大错。佛门实乃清静之地,你来我往,对所有人一概待为上宾,敬奉香茶,大概谁也无此耐心,寺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香茶。只是老和尚倒楣,撞在苏东坡手里,落下千古笑柄。

  这副楹联也说明,在中国,待客以茶为上,若不想一视同仁,可在茶品上别亲疏贵贱。陌路之人,讨得一杯粗茶水,也算对方尽了地主之谊。

  若约佳宾聚饮,茶宴是最好形式。

  茶宴起于何时?有人认为,当上推至三国,吴主孙皓宴请满朝文武,对大臣韦曜“开后门”:“密赐茶荈以当酒”,以免迫于形势醉个半死。但这只是大型酒宴的小插曲,不算茶宴。

  应当说,茶宴源于魏晋南北朝,兴于唐宋,《晋中兴书》载:陆纳为吴兴太守时,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。纳兄子俶,怪纳无所备,不敢问之,乃私蓄十数人馔。安既至,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,珍馐必具。乃安去,纳杖俶四十,云:“汝既不能光益叔父,奈何秽吾素业。”陆纳的侄儿俶因将“茶宴”擅自改为“酒宴”而挨了40大板,这说明陆纳以茶果待客已非一日,称之为“素业”必已坚持多年。《晋书》也有类似记载:桓温为扬州牧,性俭,每宴饮,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。桓温是古代名臣,“宴饮”只备七盘茶果。陆羽主张茶道“精行俭德”,与桓温设茶宴的宗旨是一致的。

  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,《茶事拾遗》曾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,字仲义,吴兴人,天宝十年(751)进士,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,地点选在竹林,但不象“竹林七贤”那般狂饮,而是以茶代酒,所以能聚首畅谈,洗净尘心,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。为记此盛事,写下一首《与赵莒茶宴》诗。

  中唐时,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同列为贡品,特别是顾渚的紫笋被陆羽评为仅次于蒙顶的天下第二名茶。每年早春采茶季节,湖、常二州太守在顾渚相聚,联合举办茶宴,邀集名流专家品茗,对新茶作出鉴定。有一年,白居易被邀请,因病未能躬逢盛会,最后写诗感叹其事,诗的题目是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》,诗曰:

  遥闻境会茶山夜,珠翠歌钟俱绕身。

  盘下中分两州界,灯前合作一家春。

  青娥递舞应争妙,紫笋齐尝各斗新。

  自叹花时北窗下,薄黄酒对病眠人。

  这次茶宴不仅为互通友好,还有经济合作性质。两州太守既都来自名茶之乡,为确保名茶声誉,提高贡茶品质,让龙心大悦,自有必要在一块切磋切磋。茶原产滇黔,名茶却多在江南,这与江南茶农及地方官的努力创名牌有关。茶宴虽为谋求友谊与合作而办,但并不枯燥乏味,可茶话——边品茗边闲聊,可歌舞助茶兴。如此盛况,难怪白居易以病卧北窗自叹。

  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,山东泰安人,贞元十四年(798)进士,与柳宗元、刘禹锡是好友。他写过一篇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,文曰:三月三日,上巳禊饮之日也。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。乃拨花砌,爱庭阴,清风逐人,日色留兴。卧借青霭,坐攀花枝,闻莺近席而未飞,红蕊拂衣而不散。乃命酌香沫,浮素杯,殷凝琥珀之色;不令人醉,微觉清思;虽玉露仙浆,无复加也。座右才子南阳邹子、高阳许侯,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,而曷不言诗矣。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,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。不用说,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,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。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,三月三日,春光明媚,百花盛开。环境好,“卧借青霭”、“坐攀花枝”、“闻莺近席”、“红蕊拂衣”,人已回归大自然。客亦佳,什么“南阳邹子”、“高阳许侯”,皆是鸿儒而非白丁。茶煎的好,茶具好,茶也喝出了神韵,“不令人醉,微觉清思”,正好“言诗”。这篇序比陆羽的《茶经》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。

  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,写《茶疏》的明人许次忬说:宾朋杂沓,止堪交错觥筹;乍会泛交,仅须常品酬酢;惟素心同调,彼此畅适,清言雄辩,脱略形骸,始可呼童篝火,酌水点汤。只有品茗才配“清言雄辩”。若是饮酒,那只能说“酒话”,酒乱神思,必然会走火入魔,失去理智,不合逻辑,乱说乱道。而茶益神思,边饮边谈颇相宜,严肃可也,轻松可也。在中国有“茶余饭后”一说,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。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,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:“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”。朋友相交,有事相商,或想一块聊聊,便以“到我家喝茶”相邀。

  茶宴重在宴请,茶话重在清谈,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。

  诗人钱起《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》诗曰:偶与息心侣,忘归才子家。玄谈兼藻思,绿茗代榴花。岸帻看云卷,含毫任景料。松乔若逢此,不复醉流霞。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,一边品茗,一边畅谈文学。茶好景亦好,景助茶兴。从此往后,文人雅集以茶代酒,“不复醉流霞”。

  宋代亦有茶会。朱彧(yù)《萍洲可谈》卷一云:太学生每路有茶会,轮日于讲堂集茶,无不毕至者,因以询问乡里消息。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,以茶结同乡之缘,叙同乡之谊,互通家乡消息。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九(社会)一节中说: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,建茶汤会,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,又神圣诞日,取缘设茶汤供众。寺院作斋会,富户以茶汤助缘,名叫茶汤会,实则相当今之“基金会”,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,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。要几个“茶汤钱”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“讨几个酒钱”不知文明多少倍,因之茶有十德,茶的形象美好,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“茶汤钱”,给侍者的小费也叫“茶汤钱”。

  此后,中国茶会走出国门,并被西化。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,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。张德彝《使英杂记》载:茶会、跳舞会之盛,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。此俗由来最古,欧罗巴、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。凡人家店肆,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,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。西人性好奢华,凡富贵喜交结者,皆乐为之。一人子女,待其长成,虽无力,亦必勉强支应,设会结交,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。则男可访女,女可觅男,嫁聚咸赖于此。因男女细心访察,各得所愿,则意洽情投,鲜有作秋扇之歌者。每会所费,少者百余镑,多者至六、七百镑,合银二千四、五百两。此俗“最古”也不会早于16世纪。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,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。1610年转运欧洲,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。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-10英镑。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。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,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,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,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。不过在中国,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,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“茶礼”或“下茶”。茶会虽已英国化,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,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。

  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,4000人出席,喝了8000杯。

  由茶会、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,其释义是: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。就是饮茶清谈。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。佳节来临,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,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,共祝良辰,互表心愿,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,共创四化大业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,倡廉反腐,带了个好头。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,用于方方面面:共商国是,招待外宾,庆贺佳节,学术讨论,开业庆典,签约奠基,表彰先进,送旧迎新……诸如此类,纯洁了社会风气,节约了巨额开支。此风传入国外,受到广泛的欢迎,被誉为“茶杯和茶壶精神”。这足以说明,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、信息时代、宇宙时代,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,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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